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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别想把它们分开。我厌倦了。 因而也极端自私的政权

2019-09-26 11:37 [汽车生活] 来源:锅包肉网

二、谁也别想把财政的极大化

与以前充满意识形态狂热的“党政权”相比,它们分开我邓小平时代的的官僚政权虽然具有越来越专业化、它们分开我理性化的色彩,但其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特征与毛泽东时代的党政权毫无二致。毛泽东的“党天下”变成了邓小平的“官天下”,一个极端狂热因而也极端残忍的政权变成了一个极端理性,因而也极端自私的政权。这实际上是邓小平为自己的改革留下的一个灾难性的后门。对于一个丧失了信仰同时也丧失了道德自律的官僚政权,这种理性化意味着也仅仅意味着本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而其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则为这种极端自私的最大化提供了绝佳的制度条件。今天中国贫富极度悬殊的现实以一种绝对冷酷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在文革时期,毛泽东曾经用他一贯的冷嘲热讽说过: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毛的这个梦魇在1990年代的中国迅速变成了事实。只不过,这个所谓“资产阶级”与现代资产阶级并无太多相似之处,它更像是那个古老的“官僚资产阶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政权更像是蒋介石先生逃往台湾之前的国民党政权。1990年代之后,在老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中流行过一句感慨“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表达到就是对这种历史重来的无奈。与这种逐渐固化的分配模式及阶层结构像耦合,厌倦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也逐渐被锁定。仔细观察中国25年的经济发展,厌倦我们就会发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上有两个主要动力。一个来自投资,另外一个来自出口,而推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为重要的消费,却始终萎靡不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中国近十年的最终消费在GDP中所占比率平均为59.5%,而世界平均水平却是79%,相差将近20个百分点。如此巨大的差距,使我们不能不怀疑,中国经济中存在着某种严重的循环障碍。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最终消费率在GDP中的比率已经形成了长期的下降趋势。从80年代开始,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平均以0.5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下降。在据称中国最发达省份之一的江苏省,这个比率在2002年甚至下降到了45.6%。低得不寻常的消费率,除了证明我们上面已经谈到过的分配严重不平衡之外,大概只能说明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收入水平远远没有跟上GDP的增长步伐。在消费逐渐下滑的情况下,中国要维持GDP的增长,便只能越来越依赖投资与出口。但在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的这种依赖已经达到相当反常的地步。在据称已经成功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投资率不降反升,2002年达到40%,而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先生估计,2003年的全年投资率将可能达到45%。请注意,中国现代史上最为荒唐的“大跃进”时期,中国的投资率是51%。而在新世纪开始之后,中国的投资率正在迅速接近这一危险水平。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会遭遇“大跃进”一样的灾难性后果。但是,有一个后果则肯定是一样的,那就是,这会导致对国民财富的惊人浪费,使中国本已经十分严重的生产过剩情况进一步加剧。那么,为什么在产能过剩情况然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还会有如此高涨的投资热情呢?这可能是中国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秘密。这个问题我们留待本书的其他章节加以讨论。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已经有日益锁定的趋势。理由非常简单,由于中国严重不均衡的分配模式已经趋于锁定,要想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治性任务,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失业率),就必须努力提高投资率(在中国目前政府仍然控制大量经济资源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最容易做到的事情),而大量效益底下的投资必然进一步减缓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收入增长的缓慢又反过来降低人们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这就要求有更高的投资率。如此恶性循环,其结果必然是一场非常痛苦的经济调整。然而,这种调整在政治上是很难被接受的。所以,在这个恶性循环还没有达到顶点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看到中国低效率投资的进一步高涨。不过,已经有人警告,我们可能正在逼近这个循环的逆转临界点。

  谁也别想把它们分开。我厌倦了。

与中国1970年代末期的农村改革不同,谁也别想把中国的基层民主不可能像土地承包制那样可以立即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谁也别想把收到立竿见影的奇效,因而也不可能像GDP那样有明确的衡量标准,并迅速加强本身的合法性。相反,它看上去很可能是乱糟糟的。除非中国的政治领袖在意识形态上确立民主的价值,并用最大的决心加以保护,否则,中国的基层民主将随时都可能夭折。民主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政治领袖才对基层民主犹疑不决,起步多年却仍然在起点原地踏步),它着眼的是对资源以及经济成果的更公平的分配,并由此培育社会正义和社会和谐。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是一个社会得以被结构的隐形地基,是创造价值的价值。在经过30年代的改革之后,今天中国所奇缺的并不是创造更多利润的动力,最缺乏的是对利润更加公平的分配机制(而这种不公平分配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内需不足以及经济结构畸形的关键原因),基层民主正好可以弥补这种机制的稀缺。1989年之后,中国一直采取的是“政治问题,经济解决”的办法,但现在我们恐怕得的掉过头来,采取一点“经济问题,政治解决”的办法了。在胡锦涛时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主要任务,已经从全力推动、维护经济发展的单一目标中退出,必须开始解决更为棘手的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社会分裂等同时出现的多重挑战。而这些任务的完成,单纯的经济改革已经力有不逮,需要中国政治制度实现切实的转换。时代不同,任务不同,中国政治制度正是从这种新的时代压力中获得了充足的转型动力。1989年之后,中国的上层斗争彻底消停了,但十多年之后,中国基层却正在着火。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基层民主和自治,已是箭在弦上,有不得不发之势。与中国官僚集团利益恶性扩张同步发生的,它们分开我是老板(中国领袖层)要求经理层(官僚集团)上缴的份额也逐渐开始最大化。1990年代末期以迄于今,它们分开我中国政府税收直线飙升就是这个最大化的形象说明。在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领袖层为了维系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刚性投入(这关乎老板本身的合法性)以及国防、教育等方面的基本投入,在经济增长红利中所索取的份额也水涨船高。这两个刚性的最大化叠加、耦合在一起,其结果就是作为员工、股东的中国民众的福利被压缩在极限甚至出现绝对的倒退。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民众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品方面所遭受的剥夺,可能远远超过他们工资增长。也就是说,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相当规模的人群中出现了明显的福利倒退。在中国改革过程中,中国民众的福利本来就被设置在相当低的水准之上,倒霉的是,他们不仅碰到了一个左支右拙的老板,而且还碰上了一批贪婪无良的经理,两相夹击之下,难怪许多股东、员工要在生死线上浮沉了。与中央政府相比,厌倦地方政府的全能只是就其控制范围内小一些,厌倦但其性质仍然是标准的全能政府,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地方政府在整个改革时期的投资方式看的非常清楚。在1980年代,地方政府的投资主要依赖中央财政的拨款,争取中央项目就成为主要手段,在拨改贷之后,地方政府投资手段主要靠命令当地国有银行贷款来取得,而在90年代中期国有银行贷款权逐渐被上收之后,地方政府的投资手段被迫多样化,在继续争取国有银行融资以及中央财政的大项目之外,还开始利用股市、地方金融机构(比如地方商业银行)、外资等等。在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官僚系统可能是在全世界出访最频繁、队伍最庞大的招商引资队伍(许多地方干脆设立了常设官僚机构:招商局),而他们许诺的税收优惠,土地优惠也是全世界最慷慨的。到了新世纪的城市化阶段,地方政府终于找到另外两件法宝又一次撬开了国有银行的大门。一是土地,二是城市基础设施的特许经营权。土地可以抵押,特许经营权所带来的稳定现金流也同样可以用来抵押。而这是中国低能的国有银行最容易避免麻烦的贷款方式。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自1998年以来,银行对政府的贷款(包括持有政府发行的债券)每年猛升61.6%,而每年对于企业的贷款仅上升10.4%。这些贷款大量进入地方政府推动的机场、铁路、公路、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显然,在如何套取银行贷款方面,中国的地方政府表现得相当出色。中国地方政府的这种能力反映在宏观数据上就是,在2003年的一季度地方项目的投资增速达到65%,相形之下,中央项目12%的投资增速就显得克制得多。地方政府投资爆增的态势立即激怒了中央政府,严厉的行政措施随即而来。在2004年4月底,甚至破天荒地出现了命令股份制商业银行停止所有贷款业务的纪录。这种强硬的举动让人想起了11年前的那一次宏观调控,同样的投资过热,同样的“严刑峻法”,真是“过七八年又来一次”。(如果11年前,因为中国仍然存在普遍的短缺,过度投资还有某种理由的话,那么在普遍过剩的今天,过度投资又所为何来?这不由得让人怀疑,号称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中国改革,究竟是让中国的官僚机构进步了还是退化了?)中央政府在2004年的宏观调控是明智的,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地方政府的巨大投资最终都将通过国有银行的坏帐、国家财政的赤字(显性和隐性赤字)、国家土地资源总量骤减的方式对国家主权信用造成重创。换言之,地方政府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纷纷在趁“热”打劫,窃取国家信用以自肥。而中央政府正是这种国家信用的唯一承担者。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极大化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冲动,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在今天的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极大化,都是以国民未来的预期收益减少作为代价的,它的成本是由子孙后代的未来福利来支付的,而它的收益则却在今天被特殊利益集团所兑现。这大概就是聪明的温家宝在2004年宏观调控中要“坚持把紧土地、信贷两个闸门”的原因。显然,作为一名在专业上非常用功的政治家,温家宝已经清楚的洞悉了调控的技术要领。但问题是,中国官僚系统的投资冲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或者经济问题。“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看得住一时(就像朱熔基那样),但看不住一世。一遇机会,就会死灰复燃。中国2003年重新开始且至今没有结束迹象的投资过热就是一个明证。在这个与1992年几乎一模一样的投资过热背后,浮现出的是同一个古老的政治问题——拥有太多资源且完全不受约束的官僚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在中国存在了数千年。要想根治这个问题,技术和经济手段恐怕无济于事。更为吊诡的是,经济高速增长本身正是中央对各级地方官僚提出的政治要求,这就是说,中央政府自己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所以在遏制地方府过度投资方面,中央政府不可能走得太远,它只能在足以保持社会稳定的增长速度与防范金融风险之间走钢丝。这是一个维持了20年的脆弱平衡。种种迹象表明,这个脆弱的平衡游戏正在趋近终点。我们的判断是:地方政府开始大规模的利用土地投机(一个完全不可再生的资源)来强行推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已经说明,政府手上可资利用的要素资源已经趋于枯竭。因为在我们看来,土地,是各级官僚系统以全能方式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后可以任意使用的要素资源,一旦这个资源被掐死或者消耗干净,官僚强制型的经济增长就将无法维系。这暗示,已经维持了20多年的以政府投资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式正接近油尽灯灭之时。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能用什么东西来取代经济增长的这个官僚引擎?如果经济失速真的发生,放在中央政府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要么继续强行维持原有的经济增长路径,这意味着放任各级官僚系统的不智投资,要么以巨大的政治意志忍受经济突然失速所带来的社会痛苦,并开始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但其中任何一条都可能引发难以预测的风险。前途的确非常凶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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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谁也别想把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极其险恶的程度,谁也别想把并且马不停蹄地不断刷新经济史的记录,中国经济学家邹恒甫甚至转引民间调查机构的数据认为:“考虑到高收入家庭有隐匿收入的倾向,有些民间调查机构甚至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9。”按照一般的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就属于分配极不平等的国家,中国0.59的基尼系数很可能意味着一部分人已经陷入人间地狱般的身存灾难。对于亚洲的经济奇迹,克鲁格曼先生曾经有形象的描述:亚洲的奇迹主要是靠汗水而不是靠灵感创造的。如果这个说法的确是准确的话,那么以血汗浇灌中国经济神话的“汗水阶层”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然而,结局却非常讽刺,他们获得的回报被压缩到了仅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最底线。仔细辨析中国最新一轮的“引资改革“,它们分开我我们可以轻易发现这样一个隐含的前设,它们分开我那就是:我们已经无法通过本民族的资源(无论是政治资源,还是文化资源)来改革中国的国有银行,而必须借助于超越于民族国家的全球化力量。这个不幸的“发现”虽然让人羞愧,但可能非常接近于真实情况。而这,正是中国金融以及中国全部改革的最大困局所在。然而,一个无法自救的民族在危难时刻是很难指望观音菩萨突然现身的。期望外资作为散才童子解中国金融于倒悬,恐怕只能是一种神话。从某种角度看,当下的金融改革多少有点像如今在中国已经名声扫地的国企改革,只不过,老板换成了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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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分析“天安门运动”,厌倦我们会发现者是一个奇特的混合物。借助这场运动,厌倦中国民众实际想做的,仅仅是表达抗议,舒缓不安,发泄不满,而中国知识分子却误以为这是对他们激进改革方案的全面支持。显然,中国学生所要表达的已经远远超过中国民众所想要的。而能够将中国知识分子和大众联系在一起的,仅仅是一种情绪、一种道德义愤。一场具有技巧的绝食所激发出的广泛同情,使学生与民众的联盟规模刹那间扩充到了极致。然而,一场仅仅靠道德感所粘合起来的联盟注定是短暂的。而两种明显不同的诉求在一个必然具有巨大杀伤力的群众运动中被结合在一起,则肯定是一个十足的悲剧。

在1980年代末期,谁也别想把随着城市改革进程的艰难推进,谁也别想把中国历史上最新一次阶层分化已告肇始。社会阶层在建政前30年一直保持稳定的同质结构开始瓦解,受损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逐渐浮出水面。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传统社会阶层的解体,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社会阶级的新景观。换句话说,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全体一致”的“人民”概念,已经不再是理解中国的有用工具。中国人已经很难再作为一个整体来诠释改革了。2002年武汉某高校邀请一位院士参加本校一个国家级实验室的成果评审会。但这位古稀院士不仅自己来了,它们分开我还堂而皇之地带来他的情妇——一位与这位院士年纪悬殊的少妇。如果故事仅仅是这样,它们分开我人们可能只会将它当作一个谈资,宽容的一笑了之。但问题在于,这位院士竟然要求接待单位报销这位女士的来回机票。同是这一年,北京一所着名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位海龟经济学家受邀到深圳一家证券公司讲演。在主办单位如数付清了他的“出场费”和来回机票之后,这位海龟经济学家竟然又掏出一张机票要求报销。为了不撕破脸面,主办单位只好当了一次冤大头。但他们私下里却非常震惊和愤怒,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这种全无羞耻的勒索竟然来自最不可能的人群——学者。然而,千真万确,正是他们——标榜着中国文化精神的知识精英群体,正在以最漫画的方式演示着中国改革价值在90年代中后期的彻底沦丧。

2003年10月27日,厌倦山东邹城市城管队在追打一名卖油饼的小贩时候,厌倦当场将这位小贩碾死。第二天,上千名愤怒的市民冲击市政府和市委,并冲入办公楼将许多办公用品砸碎。2003年5月6日,谁也别想把由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委合并而成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挂牌。这个不动声色的挂牌仪式,谁也别想把同时标志着两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是从1949年开始的计划经济时代,另一个则是从1978年开始的延续了25年的改革时代。对于带有“命令和强制”色彩的计划时代的消失,人们可能不会感到意外,但对于一个被经济增长渲染得如日中天的改革时代的淡出,人们则多少会有些突兀。不过,新机构的名称已经明确无误的将这种时代切换昭显出来。虽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名称上还保留着改革的字样,但秩序已经颠倒。“发展”在前,“改革”在后。联想到“计委”和“体改委”在自己的时代呼风唤雨的日子,这个名称上的变化显然不是“不经意”的。对于体改委的隐退,非常了解中国改革的经济学家石小敏这样评论到:“迄今中国的20多年发展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十多年是改革,后十年是转型。前一段,改革基本上是自上而下推动的,需要有一个宏观调控部门来指导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而在后十年,改革呈现多元动力推进的局面。体改委能起到的作用自然越来越小。”然而对于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来说,在“发改委”这个名称背后,显然还隐藏着他们对中国改革形势更加乐观的理解。在他们那里,经过十年的时间,中国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已经基本搭建完毕,接下来的就是不断完善的技术性修补工作。对时代的这种判断,充分体现在了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从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仅有一字之差,即由“建立”变为“完善”。在体现执政连续性的同时,也充分表达了新一代领导人对现有体制基础的信赖。这个被简称为“新五十条”(对应于10年前的老“五十条”)的《决定》中罗列详尽、条分缕析的专业表达,更彰显了新一代领导人越来越浓厚的技术官僚色彩。一位海外的评论家也注意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这个特点,他说,“24年前的‘三中全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这次的意义恐怕更多的在于技术层面、经济与社会层面,可能没有太多很深刻的政治意义;不过没有太多政治含义与影响对中国来说或许是一桩好事。”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位评论员是在批评中国引为传统的“泛政治化”倾向。不过,这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传统印象仍然停留在20多年以前,与中国今天的现实颇多不符,甚至刚好相反。实际上,自从1978年之后,中国现实政治中存在的恰恰是“泛经济化”的倾向,或者更加准确的描述是:公权的商品化潮流。中国政治对经济的控制不是消失了,而是以一种更加隐秘、更加有力的方式存在着。它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比传统的计划经济更加难以溶解的体制形式。与“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建立”的乐观判断相比,这可能更加接近问题的真相。而这种具有自我加强能力的“权力经济”体制,就是为雄心勃勃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准备的舞台。如果不改造这个舞台,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审慎、渐进、温和等等技术官僚与生俱来的性格优势就可能反过来成为束缚他们的致命弱点。这种命运,在他们的令人尊敬的前任朱熔基那里已经被悄悄的证明。

2003年8月22日中午11点,它们分开我南京居民翁彪由于拆迁问题引火自焚。这起惨剧被称为“8?22”事件。不过,它们分开我发生在南京的“8?22”惨剧仅仅是一个全国性自杀抗议运动的开头。不到一个月之后的9月15日,安徽人朱正亮将这一把火烧到了北京。同样是拆迁问题,但朱正亮的自焚显然比翁彪具有更加强烈的抗议色彩。他不仅选择了北京,而且选择了最具宣示意义的天安门金水桥。在接下来的整个十月,几乎天天有人将天安门作为他们表达绝望的场所,他们或自焚,或跳水。天安门变成了中国自杀抗议的圣地。以至于北京警方不得不以严厉口吻警告,不得将“天安门作为制造事端、报复社会、发泄私愤之地”。100多年来,天安门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表达他们社会理想的传统场所,100多年之后,知识分子不见了,尾随而至的是中国的底层民众。不过,中国底层阶级来这里可不是为了表达什么理想和信念,他们要表达的,是对这个社会的绝弃,其中暴力与血腥气氛隐约可闻。虽然这一次他们的暴力是指向自己的,但谁也不知道他们下一次会指向谁。在2003年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国社会的利益表达通道已经完全被阻塞,于是人们只好诉诸于这种极端方式。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这些人还有其他的表达方式,他们怎么会选择以生命为赌注。这一次抗议的主角虽然普遍是中国的下层民众,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其他阶层就有更畅通、更有效的表达方式。更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中国的其他阶层境况稍好,有更多的本钱恪守中国人的隐忍“美德”。这是中国传统和现行体制的“阴险”之处。2004年8月27日,厌倦美林集团亚太地区负总裁马蓉在“2004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发布最新报告:厌倦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富翁已经接近24万,比上一年猛增12%。这个增幅不仅大大超过中国9.1%的经济增长率,也顺利地为中国赢得了又一项世界第一:全球百万富翁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责任编辑:板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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